液晶玻璃基板陷短缺、报价有望季增

这个问题被人们形象地描述为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

华生先生在"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分歧"一文中，列举了美国的建筑开发分区管制的例子，说明即便在私有制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土地利用和建设的种种限制。反过来讲，计划经济的一切都符合规划，人民公社最讲究公共利益，可是没有了私有的观念做基础，其结果如何？ 二、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打破利益格局 正是由于认为土地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认为它承载了太多利害关系，"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分歧"一文特别强调要尊重现有利益格局。

这两条推论的合理性值得仔细商榷。一、土地规划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私利而非公利 土地的规划使用的确具有外部性，一栋楼的建设过程中，会给周围居民带来噪音和不便，建筑的层高和间距也会影响到其他建筑，因此，土地的使用需要严格管制和规划。这些问题的出现反而是由于管制和规划本身的不合理产生的。认为依靠规划可以分割城乡、保护乡村，恐怕有些忘本逐末。小产权、农地流转以及集体土地入市这三种做法都会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也因此全被反对。

其二：土地制度改革不能打破现有利益格局。那么，为什么被视为私有制典范的美国反而也是农业大国，就没有人担心工商资本会掠夺土地呢？其中起到根本作用的，是经济理论中所讲的"一般均衡"，而并非华生教授文章中所称的城乡规划。第二，利率上升可能加快房地产价格向下调整，甚至捅破房地产价格泡沫。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不能自已，试图给读者指出笔者本人认为最可能的未来金融危机路径。无论采用哪种手段，中国政府救市的结果，必定是用政府部门的加杠杆来应对私人部门的去杠杆。为何我眼里饱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正如笔者在过去的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随着未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向下调整，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可能出现大量坏账，这会降低中国居民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

  迄今为止，笔者已经分析了中国在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对外部门分别面临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以及风险可能在部门之间的传递路径。中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从对外部门开始，随后传递至私人部门，进而传递至公共部门，最后传递至对外部门，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而一旦美联储开始快速加息，那么外部对中国国内资金的吸引力上升。笔者写这一系列文章，意图并非在唱空中国经济。这一切，与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情形颇为类似。那么，如果中国政府再启动一次救助商业银行的行动的话，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最终可能上升到90%以上，甚至超过100%。

最后，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危机，最终可能再次传递至对外部门。外汇储备骤降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恐慌情绪，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与贬值压力。如果上述危机真的爆发，那么其破坏性将是相当大的。（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

而是试图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潜在风险，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正视并妥善应对上述风险，就有可能避免系统性危机的爆发，或者利用可控的危机来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私人部门的危机就此爆发。

公共部门的危机可能因此而生。对外部门的危机随即出现。

危机结束后，中国政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家庭、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事实上，正如塔勒布在《黑天鹅》中所声称的，例如系统性危机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问题在于，1998年中国政府救助商业银行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处于很低水平，可能仅在20%上下。二是直接动用财政资金或外汇储备对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由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表内消化坏账。因此，对外部门的动荡可能再次传递至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从而构成一个致命的危机螺旋。如果中国爆发金融危机，那么危机的起因可能是什么？危机的演进可能遵循何种路径呢？毫无疑问，要对未来的危机进行预测，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利率水平快速上升将会带来两种不利后果：第一，中国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财务负担加剧，从而不得不进入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三是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例如引入公私合作的资产证券化来帮助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

随着银行业危机的爆发，以及主权债务危机风险的加剧，国内外主体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可能进一步下降，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短期资本外流，这会导致更大的人民币贬值压力。目前，中国政府拯救银行业无非三种手段，一是重新走1998年的老路，即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募集资金，将资金注入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由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价值从商业银行购买不良资产，之后再用财政资金来核销坏账。

而在人口日益老龄化、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要在危机后重塑增长动力，无疑将会面临巨大挑战。而目前即使根据审计署的普查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率也已经达到56%。

根据市场估计，中国政府的全口径真实债务水平可能达到GDP的70%上下  最大风险不是增长放缓，而是拒绝改革 暂时看来，决策层迄今对宏观经济前景并未表现出多少担忧。最后，中国市场的结构与美欧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以最令人不放心的房地产泡沫为例，中国购房的现金比例相当高，不存在西方次贷化的高杠杆，即便泡沫破裂，金融系统受到的冲击也会相对较小…… 此外，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言，现有的数据显示经济的确运行在预先设定的区间内。最经典的例证是2013年春夏之交中国银行间市场爆发的钱荒危机，分析师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种剧烈的信贷紧缩是李克强总理领导下的经济管理团队在给中国银行业做外科手术，意在防范未来发生不可收拾的更大危机。

而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着与发达国家一样的老龄化与劳动力不足问题。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沉重 4月 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增幅降至18个月的低点。

应该说，无论是纵向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高增长历史，还是横向对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及其起伏，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在有记载的人类经济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在30年乃至更长时间段内保持每年10%左右的持续增长。李克强总理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再一次明确宣布，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

现在回头再来看，最正确的解读应该是：成天都在跟数据打交道的财政部长竟然会出现这样的失误，折射了某种潜意识变化，说明中国政府内部显然已不像过去那么看重GDP增长目标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明确告诫，要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GDP。

过去20年里，中国政府一般是在年初将GDP增幅设定于7％——8%之间。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当下还不得不费力地消化当初大手笔经济刺激计划的后遗症。投资急剧增长的第一个后果是信贷泡沫的迅速吹大。有关这一点，我将在以后的文章里详细谈及。

然而，它的代价是使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如果经济增长率达到7%以上，就会被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巨大成就。

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三期叠加阶段，即经济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个过程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主动调整，告别GDP崇拜 因此，中国经济必将经历一次别无选择的的大规模结构调整。

这一数据在2013年第四季度7.7%的基点上大幅回落。首先是经济对投资的畸形依赖以及近几年来由于信贷过渡膨胀而造成的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